【摘要】

面对重大灾害的侵袭，在众多抗灾减灾手段中，语言是一个基础性因素，语言减灾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语言减灾的可行性源于语言与社会发展、语言与科技、语言与经济等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比21世纪以来我国三次重大灾害治理的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可以探索出利用好语言产品，开展多样化的语言宣传服务，建立语言应急机制，提高应急语言能力等语言减灾的有效途径。在疫情防控中，语言作为基础因素全程发挥重要作用，做好语言减灾工作，有助于遏制疫情蔓延，最终赢得疫情防控阻击战。语言减灾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利用语言进行减灾的过程中，要将语言因素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共同助力抗疫救灾。此外，开展社会应急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疫情防治；语言减灾；灾害治理；新冠肺炎；语言管理；语言；

21世纪我国发生了三次重大灾害，分别为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在三次重大灾害防控救援期间，社会各层面对语言服务提出了众多需求，比如灾情报道、抗灾标语宣传、语言翻译、应急用语等。为此，相应的语言应急管理机制在不断完善。就语言减灾而言，语言应急管理主要包括灾情语言信息监控、语言舆情、灾情信息预警、疾病语言学命名、语言救援、语言心理康复等。这三次重大灾害前后历时近20年，在每一次灾害防控的过程中，语言减灾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显露出一些不足。语言减灾的途径及相关认识就是在这些经验和不足的总结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一）面对“非典”疫情，语言减灾的经验和不足

抗击“非典”期间，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语言管理体系，但国家已意识到在灾害治理中，语言应急管理比语言常规管理的作用更大，并开始重视中观语言管理。总体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语言管理，使得语言减灾效力没有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出来。

1.抗击“非典”疫情中语言减灾的经验

第一，与语言常规管理相比，语言应急管理机制在灾害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非典”之前，我国没有建立起针对灾害的语言管理机制，灾害出现时，语言上主要是临时响应性的宣传和报道。“非典”期间及之后，我国开始建立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为特征的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应急管理。“非典”语言应急管理的主要体现是完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报告机制，及时对灾情风险源、疫情征兆不断进行监测，判断灾情发生规模、损害程度以及发展的趋势，及时向组织或相关群众发出警报，提醒其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另外，“非典型肺炎”简称为“非典”，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降低了人们对这种疾病识解和记忆的难度，帮助抗灾交流高效畅通，同时也是语言规范的需要。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语言管理经验，是语言应急管理和语言常规管理的综合体现。

第二，重视中观语言管理。抗击“非典”期间，确立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管理机制。这使得除了传统的宏观语言管理之外，特别重视中观的语言属地管理。中观语言管理上，地方政府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相关灾害消息，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如北京利用全市媒体资源，成立6个宣传报道组，进行集束式报道。地方政府也特别重视灾情的宣传工作，运用官方媒体报道、发布健康警告、张贴宣传标语、大喇叭广播等不同的语言宣传手段，向广大市民普及防治知识，宣传“非典”可防、可控、可治，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

2.抗击“非典”疫情中语言减灾的不足

“非典”让人们意识到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并开始建立“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由于是初步尝试，在语言管理上缺乏经验，以至于语言减灾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非典”期间，虽然重视对疫情的语言观测，但总体而言，应急语言管理的重点还不够明确。语言管理上缺乏对语言舆情的管理，对谣言的管理重视程度不够。语言管理层级上改变了传统的宏观管理模式，开始重视地域性的中观语言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做得还不够，尤其是缺乏医院、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微观层面的语言管理。抗击“非典”期间，语言科学技术并未真正应用于抗灾之中，语言宣传服务的手段也较为单一，不够多样化。

（二）面对“汶川地震”灾害，语言减灾的经验和不足

在抗击“汶川地震”中，语言减灾最重要的经验是注重灾害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以及语言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作用。相比于“非典”，“汶川地震”语言减灾宣传手段更加多样化，但以语言技术为支撑的语言应急服务还不到位，仍需加强。

1. 抗击“汶川地震”灾害中语言减灾的经验

第一，注重灾害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抗击汶川地震的重要经验是：灾害信息的及时发布对于有效救援、减少灾害损失是至关重要的。汶川地震救援有“黄金72小时”原则，这是有效救援的黄金时间，体现了救灾的时效性。为此，中央政府及时发布权威消息，时效性强，媒体全方位报道，信息透明度极高，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被很好地发挥；地方政府重视灾情信息采集，建立与媒体、公众有效沟通的平台和机制，第一时间及时发布地震发生的时间、人员数量、受灾情况等信息。

第二，语言在心理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灾害发生时，一线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可以利用语言自我调节心理焦虑，通过语言进行自我鼓励，用积极的话语寻求心理治疗。还可以采用“社会支持模型”式语言康复疗法，鼓励救援人员与灾区人民互相诉说，条件允许时，还可以适当与家人进行沟通。灾害重建工作中，对于失去亲人或在灾害中心理遭受严重创伤的人员，也可以通过语言对其心理问题进行有效治疗。

第三，语言减灾宣传手段多样化。社区借助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向居民宣传应急知识；以社区应急管理宣传活动室、文化站和宣传栏为载体，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帮助居民了解灾害应急管理文化；在学校教材中编入应急知识，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普及。

2.抗击“汶川地震”灾害中语言减灾的不足

“汶川地震”语言减灾方面取得了丰富而实用的经验，但在语言应急服务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汶川地震期间，语言信息快速传递、专业术语的语言翻译等语言应急服务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总体而言，语言技术不够发达，语言服务人才缺乏，翻译服务不到位，缺乏方言和普通话对译等语言应急产品。

（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语言减灾的经验和不足

1.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语言减灾的经验

第一，语言应急服务十分必要，作用明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语言服务团、语言企业、学校、研究所、杂志社、出版社、报社等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解决医疗人员与当地人员的语言沟通难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援鄂医疗队编写出了《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音频材料》以及《护患沟通本》；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等11家机构单位研制了不同形式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治外语通》和《疫情防控“简明汉语”》。其中，《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上线72小时，访问用户累计超过2.2万人次，录音点击量累计超过25万次。目前，方言通微信版系统访问人数近3万次，录音播放次数近34万次，网络版访问量10万多次。

语言服务型企业也竭尽所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帮助。北京语言大学王立非教授团队对疫情期间国内语言服务企业的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超70%的语言服务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防疫工作，下图2和图3分别展示了语言服务企业的主营业务以及企业参加抗击疫情服务的情况。各大高校、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也迅速反应，推出网上免费资源，如暨南大学免费推出60门慕课、9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截至目前，选学人数超过220万次，为全民阅读、宅家办公、在家学习、网上研究提供便利。另外，为避免人员接触，有效开展教学活动，钉钉、腾讯会议等线上教学软件提供了便捷的语言教学服务。

第二，及时将有效的语言减灾方式共享。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灾害，需要全世界人民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去应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认为，“面对全新的未知病毒，共享与合作是最好的药方”。为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联合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的多语种《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经验》（以下简称“《手册》”）已分享到219个国家和地区，访问量达95.7万次，《手册》中、英两版已发布上线，意大利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版电子版即将发布。为方便全球医护下载，阿里云已上线全球直通站，医护工作者能免费下载完整版手册。另外，上文提到的《疫情防控外语通》也被翻译为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版本对外发行。

第三，扩大语言管理范围，创建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级结合的语言管理模式。国家宏观语言管理方面，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将疾病名称简称为“新冠肺炎”，便于人们记忆和识解，利于抗疫沟通交际。同时，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实行每日播报制度，向社会公布每日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以及死亡病例，保持救援信息随时更新和透明；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向民众公布确诊病例的交通行程信息、密切接触者信息；国家移民管理局对移民与出入境管理工作问题解答推出中文版及6国语言版，为疫情防控期间外籍人员管控工作提供语言支持。中观语言管理上，各级政府及时做好信息传递与灾情的宣传工作，及时与公众沟通，稳定了民众情绪；各地卫健委及时公布当地的疾控中心电话以及接诊医院情况等。微观语言管理上，社会终端组织提供了多角度的语言应急服务，有效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第四，抓住语言减灾的主要方面，语言管理重点要明确。新冠肺炎防治在语言观测、语言管理环境、语言规划等方面的语言管理工作较为突出。此次疫情期间的语言观测特别重视语情快递和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观测。赵世举教授带领的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疫情期间的语情快递进行了总结，是十分有意义的。网络空间语言生活观测重视谣言的观测，疫情期间有些人打着钟南山院士的幌子说薰艾、吃大蒜、板蓝根以及双黄连可防治病毒，还发布多地或将“封城”、疫区情势不可控等不实言论，相关专家及时辟谣，避免造成社会混乱。注重语言环境管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通过电视、网络、广播、自媒体等途径进行宣传教育，科普防疫措施。对于报告疫情虚假消息、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关言论，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依法处理。语言管理不仅进行语言行为管理，而且涉及与语言相关的交际管理等，政府对现实的语言、网络的语言都管理得非常到位，用相应的法规来管理社会中的语言行为，语言减灾效果非常显著。另外，语言规划方面重视语言资源规划，应急医疗用语被重点研究，提高了救援效率。

第五，疫情之下，在突出语言应急管理作用之外，也应重视语言常规管理。新冠肺炎语言减灾中，语言常规管理主要体现在发挥普通话推广的抗灾效用、关注疫情报道的语言规范问题等。今年是实现“普通话在全国基本普及”的年份，普通话的普及在这次抗灾中效用明显，事实证明国家和一线救助团队已有能力随时搭建起保障沟通无障碍的桥梁。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只有规范使用，才能保障信息的精准传递。因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语言管理的重要经验是：疫情之下，除了突出语言应急管理作用，也要重视语言常规管理。疫情期间，各方面的语言文字使用者对相关语言规范的掌握还存在问题，比如热词“口罩”，动词用“戴”还是“带”，量词用“只”“个”“副”还是“支”。相关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以战时速度，推出了“语言文字规范汇集”“疫情报道易错一百例”等专题，既做正面宣传，也在匡误正谬。新冠肺炎语言减灾，语言应急管理应与语言常规管理结伴同行。

2.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语言减灾的不足

我们看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减灾方面的经验，语言应急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虽然已出现语言应急管理与语言常规管理结伴同行共同发挥语言减灾效力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语言应急管理和语言常规管理结合度不高，往往是故此失彼。灾害未发生时，重视语言常规管理，忽视语言应急管理；灾害发生后，重视语言应急管理，忽视语言常规管理。这样的语言管理措施大大降低了语言减灾效力，语言减灾的作用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其次，语言应急机制还需更为健全，语言应急能力还有提高的空间。语言应急管理最重要的是应有长远的应急语言规划，由于在之前的灾害治理中这方面的经验不足，造成新冠肺炎发生过程中也缺少系统的应急语言规划。另外，减灾汉语方面的研究做得也还不够。再次，语言舆论上应提升应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语言减灾的途径

通过对21世纪我国三次重大灾害治理中语言减灾经验和不足的分析，我们尝试总结出目前已采取和今后值得采取的语言减灾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利用好语言应急产品。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下，根据语料库统计和医用场景调研，“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制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语言应急服务产品。《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包括微信版、网络版、融媒体口袋书、即时翻译软件、在线方言服务、视频软件等多种形式；《疫情防控外语通》包括日常注意事项、入境注意事项、就诊常用句，翻译成了日语、韩语、意大利语、英语等12种语言，通过微信、抖音等方式推出；《疫情防控“简明汉语”》适用对象主要有三大类：面向在华外国人提供应急语言服务、汉语学习及生活服务，面向中国人提供简明的公共信息，面向机器提供信息转写等，为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及相关群体提供了多维度的语言服务。

二是健全语言应急机制，提升应急语言能力。政府、医疗机构等相关部门及时建立并完善语言应急机制，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加强灾害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储备语言应急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语言应急方案。通过提升应急外语、应急非通用语、应急行业用语、预警和善后语言服务能力等来提升应急话语能力，发挥社会应急语言效力。加强减灾汉语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是提升应急语言能力有效的途径之一。

三是开展多样化的语言宣传服务。灾害防控期间，宣传标语、提示牌、流动字幕、微信公众号等可以有效地传播信息，增强人们的防控意识。与此同时，多样化的语言信息服务也为疫情防控贡献了力量。

四是应用科学技术，培养语言人才。灾害防控期间，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精准高效地处理语言问题，合理地配置语言资源，加快应急话语传播。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根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语言传播、语言翻译、语言抚慰等语言需求的种类、内容与特点，培养非通用语言、医疗用语、翻译用语等应急型专业人才，及时掌握应急语言人才的基本信息，建立国家应急语言人才数据库，为国家紧急救援提供支撑。

五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包括处理一般事务的语言能力和处理特殊事务的语言能力。语言减灾使用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还不够，还需提升20/200的语言能力以及特殊的语言能力，为语言减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将语言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非传统视域，对国内外某些势力利用疫情编造谣言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严加防范。语言减灾不仅仅是抗击病毒的灾害，还包括病灾背后的“人祸”。

六是提高普通话尤其是生存普通话使用率。提高灾区人民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可以打破救援人员和灾区人民交流的“语言屏障”。生存普通话服务于救灾、医疗等紧急事务处理中，可以使人们运用简单的、基本的词汇在紧急事件中求得生存。

（二）语言减灾的作用

我国的语言应急机制在探索中成长，语言因素在灾害发生之时没有缺席，而是在灾害综合防控治理实施过程中高效运转。结合“非典”“汶川地震”“新冠肺炎”三次重大灾害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语言减灾在灾害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影响，起着不同的作用。

灾害发生前，可利用语言服务的预测和预警能力，进行病毒源信号监控、捕捉灾害信息、开展灾害隐患排查、反馈各种语言舆情、准确预测和实时预警危机信息等。这些语言减灾举措有利于各部门进行综合分析，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危险，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灾害期间，通过多样化的语言宣传服务，传递充满正能量的语言信息，抵制负面话语及谣言传播，可以增强灾区人民的自信心，帮助灾区群众克服恐惧心理。在妥善利用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多种通用外语的基础上，重视医疗用语、航空用语等专业语言以及特殊语种的运用和开发。将这些在紧急救援情况下运用到的专业语言普及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救援人员及相关群体的言语沟通问题，在灾情信息处理、人员物资调配、语言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灾害结束后，可以选派语言服务能力强的专业人员参与善后处理、调查评估、恢复重建等工作，发挥语言服务能力，防止次生灾害、维护社会稳定。利用语言为灾害主要地区人民实施救助、抚慰、心理康复等活动。通过抗灾语言管理经验的总结，研究并推出相关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建立语言减灾长效机制。

语言减灾是语言应用的一个新领域，在灾害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我国抗击三次重大灾害中语言减灾的经验和不足，我们认为，语言减灾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语言减灾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政府部门需要根据各个灾区不同的语言使用情况，实地走访和调研，制定科学合理的语言减灾方案。第二，利用语言进行减灾，其作用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当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减灾的效果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救灾过程中，不能仅发挥语言因素的作用，要将语言因素与其他要素相结合，共同助力抗疫救灾。第三，语言抗疫救灾期间，新闻媒体要真实发声，同时考虑信息传播效果。作为公众要约束好个人的语言行为习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第四，通过树立语言在减灾工作中的示范效应，提高灾区人民及相关群众对语言的重视度。

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理好各种语言问题，减少语言沟通障碍，利用好语言因素的积极作用，以普通话和方言对译为重点提升相关群体的语言沟通水平，无疑会给有关部门和一线救援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带来便利。通过为紧急救援人员及相关受众架起语言之桥，提升其各项语言使用能力，增强他们的基本素质，有助于提高灾难处置效率，更有助于增强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语言因素必将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突发公共卫生、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紧急事件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需要多维路径、多方协助、多方努力，语言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助力因素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将应急外语、医疗用语等特殊语言服务体系经验通过多语、多模态向世界各国传递，为国际战“疫”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援助，《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经验》《疫情防控外语通》等为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很大帮助。把中国抗疫的做法和状况传至国外，彰显着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文关怀，彰显着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气魄和自信，相信中国方案、世界方案联动进行，战胜疫情终会实现。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关于语言减灾的讨论是初步的尝试，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比如“平易语言政策”在医疗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应急医疗用语的研究、应急方言用语的研究、灾区减灾语言景观研究、社会应急语言能力研究、减灾汉语研究等。此外，要真正了解并且发挥语言因素在国家抗击疫情期间的作用，还需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考察，这些都是下一步有待研究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