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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外语减贫服务;外语能力；

语言服务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向他人提供信息、知识或技术帮助的一种活动，外语服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外语服务渗透在各行各业之中，其中旅游、交通、商业、金融、餐饮、住宿等领域的外语服务需求尤为突出。

在讨论外语教育的功能时，人们通常将其与国家安全、政府外交及对外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片面强调外语在军事、外交、传播等方面的作用，忽视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存在的经济功能。语言的社会服务功能和经济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语言服务观念的普及和深入，应急语言服务和减贫语言服务开始受到人们关注，但其中涉及外语的探讨还不多，基于国内外语言服务案例的对比研究则更少。

随着我国国际化大都市、自贸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越来越靠近国际政治经济的舞台中心，“外语生活”逐渐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外语服务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么，外语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研究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应急外语服务和减贫外语服务的相关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前外语服务研究的相关动态。

所谓应急外语服务是指为处理紧急事务或突发事件所提供的外语服务。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等多项法律条例，显示了对紧急突发事件应对的高度重视。但是，紧急突发事件中的应急语言服务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树立应急语言服务意识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提出“建立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机制。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制定应对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关键语言政策，建设国家多语言能力人才资源库。促进制订外语语种学习和使用规划。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要求“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

以往在讨论国际航空事件、海外撤侨以及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时，偶尔有学者提及语言服务能力的话题。尽管最开始需要的是专业层次的救援，但其中也夹杂着信息交流，包括及时获取对方真实需求、告知对方应急事件的解决预案；同时，突发公共事件的防控中还面临快速高效发布信息、用特定语言(包括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进行事后心理干预等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专家、媒体从业人员、贸易代表和旅游人士来到中国，许多大都市都出现了外国人居住区。如上海浦东新区是外国人居住比例较高的地方，为此，浦东新区为日常语言生活提供许多扩展功能，为外籍人士提供了大量量身定制的语言服务，包括国情文化、商贸评估、政策法规等，并精准告知大众以何种方式、从何处可以获得何种类型的外语服务。

国际上，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应急已经有不少实践经验，如为了方便在救灾中更好地与外国人士、教育程度低的本地居民沟通，日本研制“平易日语”，在地震、核泄漏等救灾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国内的语言服务意识和相关经验总结都还不足，为此，2020年《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推出了“应急语言研究”专题，以期提升应急语言服务意识，推动中国的应急语言服务研究。

目前，人们的外语服务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感知到当下丰富的外语生活，没有认识到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各类语言服务需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特别反映出提供多语种信息发布等应急语言救援的必要性。下面我们以疫情防控为例，介绍一些应急外语服务的中国实践。

(二)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外语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其中就离不开语言服务的支持。紧急救援中的医患沟通、疾病命名、多语信息发布、应急语言翻译服务、谣言防控，以及抗疫国际合作实践中的医疗援助、面对面的专业沟通、紧急疫情的会商，诸多语言问题关乎应急环节的各个方面。

疫情防控期间，国际社会对中国医疗方面的合作需求不断增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多语种应急翻译的形式对外发布实时疫情通报；交通、检验检疫部门为入境人员发放健康提示和个人防护知识传单；一些国际性大城市也用多种语言发布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信息；国内医师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多个国家的同行通过视频交流防控经验；我国陆续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或捐助医疗物资。上述活动中的许多环节都离不开外语应急服务。

翻译是应急外语服务的基础内容。疫情伊始，“天外高翻”(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就组建了英、日、韩三个团队，完成了“防控动态”“官方信函”“健康指引”“抗疫须知”“疫情通报”“权威发布”六个类别近300篇疫情相关报道和文件等的外译工作。这些应急外语服务保证了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的及时、透明、准确对外发布，对在津外国人需求和国际社会关切做出了积极呼应，为增进国际社会对天津及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贡献了力量，也展示出了外语院校发挥语言优势服务于应急服务的责任担当。北京语言大学紧急研发了《疫情防控外语通》，包含几十个语种，为外籍人士和在华留学生提供疫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语言服务；经过多家语言服务团队的协作努力，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人员编写的中文版《新冠肺炎防治手册》，很快被翻译成16个语种的版本，在国际公开发布后助力多国抗疫斗争；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主编的《2019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在准备多语种海外翻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收到的606封自荐和试译稿件，包含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波斯语等众多语种。

当然，目前的工作实践也显示了应急外语服务能力的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面向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资源储备不充分、外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够到位、各方面应急协调的效率不足等。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应当从顶层设计语言资源建设、技术储备。因而下文将提出若干建议。

(三)提升应急外语服务能力的若干建议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委员会，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宏观规划和具体要求，建设外语应急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推动跨部门、跨地区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层面提供高水平的外语应急服务；由国家语委牵头组建应急语言服务团，系统推进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构建，提升应急服务效率和质量。

第二，推动“涉外应急话语语料库”的建设。语料库不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可能出现的句子，而是基于一个个真实场景，提取出的具有高覆盖度的真实话题、应急术语和情景对话。借助网络大数据，广泛收集分析全球各类应急外语语料，为应急公告发布和宣传的翻译以及现场应急处置翻译等，提供强有力的语料支持。这些语料库既是领域语言研究，又是话语研究，更是多模态语言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要不断完善术语库，制作推出多语种应急防控术语手册；除了文本、音频、视频外，还要关注音乐这种“无国界语言”的功能；“一图胜千言”，要重视图片、符号的文化差异；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研发多模态在线应急外语服务产品。

第三，丰富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储备。人才储备要做到主体多元，除了高校、企业和个体志愿者外，更多依靠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各类语言智库和学会，同时积极组建外籍志愿者团队，尽量把庞大的留学生队伍囊括进来，创建覆盖全球主要语种的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重视人才的地区分布，储存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兼顾社会化人才与专业化人才；建立人才选拔、考核机制，制订演练、实战规则流程；建立相应的平台，平时可以聚集和培训人才，当公共突发事件发生时，通过平台精准定位能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人。

第四，注重评估与反馈。对需求的了解，包括类型、层次、专业、时间段等，以需求为导向，以外籍人士为对象，了解反馈、能力、效果，考察他们对服务效果的评价，了解满足情况如何，可以从哪些环节改进语言服务质量。考虑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因素，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出门戴口罩，外籍人士可能认为这是限制人身自由，是否需要戴口罩应该由他们个人选择。

第五，充分开发高校外语人才资源。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学生人数多、层次高、语种齐，引导和组织他们参与各类应急外语服务，不仅可以为人才来源提供稳定保障，同时也是检验他们外语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这样的外语实践对他们的学习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由于体制、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加上某些反华媒体的刻意误导，国外普通民众可能会对中国抗疫进程中的某些做法不理解，从而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舆情。高校外语类专业师生必须及时发声，通过各种平台、渠道和途径，让外国民众及时了解中国实情，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和道义援助。

20世纪60年代，在“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影响下，美国许多学者和智库开始关注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问题。1970年，Williams主编论文集《语言与贫困：同一主题多种视角》，从语言视角观察反贫困计划中的实际问题。2009年，Herbert等学者又编撰出版了同名文集《语言与贫困》，基于世界各国的减贫案例，对语言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

2018年，我国发布《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此背景下，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教育的社会效应再一次引起学者的关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语言也是一种人力资源，语言教育就是作用于再生性人力资源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语言与减贫”成为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2019年10月15—16日，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在北京召开，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语言扶贫问题研究》论文集，许多高校学报开设了“语言与贫困”研究专栏。

笔者认为，减贫语言服务的指导理念是“赋能(Empowerment)”。赋能意味着帮助能力缺乏者或处于不利境遇的人通过学习、参与等过程，从而赋予某种能力，获得资源控制权，形成“能力内生”机制。这一理念已经在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减贫语言服务的论述基本集中在国家通用语的减贫作用，而对外语的减贫功能视而不见。实际上，关于外语教育和外语能力在减贫中的作用，国外智库和国际组织已经有大量的探讨。

(一)国际组织与外语减贫

许多国际组织都认为，外语教育具有良好的经济功能，可以在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帮助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世界银行(WB)将外语教育视为“减贫”的手段和工具，注重外语教育的经济回报。近年来，世界银行渐渐淡化其“金融银行”的角色，而更加注重发挥“知识银行”的新功能，日益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外语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因此，关于国民外语能力提升的发展援助项目逐渐增加，针对外语教育的贷款资金额度也在不断上涨。基于生态旅游的扶贫项目是世界银行面向许多落后地区重点实施的资助项目，实践证明，当地民众是否会外语对旅游扶贫的效果具有较大影响。Kim等学者认为，旅游不仅可以提高

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区的外汇收入，还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就业状况，显著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基金会通过教育质量认证的方式，评估教学体系与实际旅游产业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旅游专业的外语教育质量。近年来，世界旅游组织把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脱贫致富作为旅游扶贫的目标，更加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与世界银行和世界旅游组织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不提供各类基金援助，而是专注于数据收集和分析。经合组织拥有大量的专家，具有强大的信息搜集和分析预测能力，它常常利用信息优势，就某一国家的经济、教育、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状况发布调查报告，提出政策建议。经合组织一方面提出一些新理念，利用其话语资源，引导全球外语教育走向，如“外语教育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基于其研发的指标，不定期地发布国家或地区外语能力调查报告，提供评估数据，并进行排名，树立标杆，形成竞争机制，以促使各国在外语教育方面加大资金、资源的投入。

相对于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贯重视母语问题，并将每年的2月21日设立为“国际母语日”。近10年来，教科文组织开始把语言问题先后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语言减贫”“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语言无国界”等理念，不再专注于母语而忽视外语教育。2008年，时任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就指出，“作为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手段，语言在消除赤贫和饥饿(千年目标1)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4年，总干事博科娃指出，“今天，世界上的标准是至少使用三种语言：一种当地语言，一种用于国家层面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及一种用于全球层面交流的国际语言”。这种国际语言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民众而言就是外语。2020年，总干事阿祖莱在国际母语日致辞中指出，“世界各地的许多跨境语言拉近了使用者的距离，让边境不再是障碍，而是桥梁”。比如，非洲的斯瓦西里语(Kiswahili)使用者超过一亿人，是最具活力的跨境语言之一。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卢旺达、莫桑比克、乌干达、索马里南部、马拉维、南苏丹和赞比亚，斯瓦西里语是许多人的第一语言，在更多情况下是第二语言，甚至是外语，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言。精通斯瓦西里语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在外贸企业找到工作、到跨国公司上班，从而提供向上流动的途径。

(二)对弱势群体的外语教育支持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学习某种外语是受到某种经济利益的驱动，经济回报越高，学习这种外语的人就会越多。事实证明，外语资源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公共服务，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出国进修的机会。英国哲学家休谟指出，对于一个贫困的、不懂外语或外国风俗、靠着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的农民或工匠，基本不存在选择的自由。在18世纪，俄国许多贫困地区的贵族子女只能由当地牧师甚至是贫困贵族自己来教育。于是贵族们要求女皇在每个镇建立针对贫困贵族的外语学校，并且要求这种教育免费。地方贵族提出这种要求的目的在于防止贵族后代继续陷入贫困。

大量报告表明，贫困地区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地区。生活环境和教学条件阻碍了贫困学生的整体发展，造成了他们在学校的劣势，并进一步导致了就业机会的缺乏，从而为经济劣势的延续奠定基础。如果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毕业生的工资基本不会受外语能力的影响，但是如果想从事那些能够改变经济地位的“高层次”工作，必然会涉及到外语沟通能力。换言之，掌握一门外语会获得就业优势，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因此，政府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外语教育支持，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高

质量的外语教学。针对市场上流行的各类昂贵的外语提升班、补习班和辅导班，刘丹青不无忧虑地指出，假如外语教育的校外购买成为主流，将使不同经济阶层在外语教育资源和能力获得上的分化加剧。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语言教育问题长期困扰政府与社会。起初，“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对国家的外语教育战略、政策与规划提出各种建议，后来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盛行，许多人不再将移民语言视作“外语”；到20世纪末，随着“唯英语运动”(English-only Movement)在美国多个州盛行，“外语”概念开始回归。“9·11”后，美国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大力倡导外语教育，实施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外语政策，大幅增加“关键语言”的学习人数。这里的“关键语言”实

际上就是“关键外语”，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近年来，美国又提出了“祖传语”(Heritage Language)概念，祖传语教育项目涉及美国境内各类移民后代的语言传承，其中一个目的是保证美国外语资源和外语人才的储备。

对贫困家庭儿童进行教育补偿是美国的一个传统，而语言(包括二语和外语)教育补偿是其中重要的形式。1968年，美国颁布《双语教育法》(BEA)，要求学校免费向土著和移民家庭儿童提供用母语学习英语的项目；1974年，《平等教育机会法》(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ct)颁布，联邦政府又推出了一些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具体项目。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政策就是典型的教育补偿措施，它以有价证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贫困家庭，教育券赋予贫困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以及各类语言学校就读，以便顺利完成学业并更好地融入社会。不仅仅是政府会提供减贫语言服务，许多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慈善机构)都参与减贫语言服务活动中。

提升个体外语能力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来，国家为促进国际经济贸易，需要多样化的外语人才，而许多移民家庭孩子天生具有学习某些外语的优势———语言距离和文化认同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比如，许多在英国的印度移民通常不选择原先所在的印度各邦的语言，如泰卢固语、旁遮普语或古吉拉特语，而是选择学习印地语。这是因为这些语言与印地语较为相近，语言距离相对较小；同时，印地语是一种交际面更广的语言，语言价值更高，而且能够在语言文化层面将他们与其他的印度裔移民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二来，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经常面临毕业就失业或者工作较差的情况，对他们的职业帮扶也刻不容缓。他们对于流动的抗拒性较弱，愿意长期驻外工作，一些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将他们派往一些新兴经济体工作，在提高其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强制”提升了其外语水平。外语技能的提升大大增强了贫困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竞争能力，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海外就业机会与更高的劳动报酬。

类似地，澳大利亚在2009年颁布了《国家学校亚洲语言学习计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通过设立多种语言项目来促进国民学习外语。从2010年起，政府每年投入6000多万澳元，用于强化汉语、韩语、日语、印度尼西亚语等亚洲主要语言的教育。澳大利亚有近400万人口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层次服务工作，失业大潮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群人。考虑到提升个体外语能力有助于提升其劳动收入，而学习亚洲语言为这些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免于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政策也是国家为减贫而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其实现途径是学习市场价值高的区域语言或国际语言。

应急外语服务和减贫外语服务都是基于赋能机制，即通过某种途径赋予目标群体一定的外语能力，使其能够担负起应急工作，或摆脱贫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通过外语能力为他人服务，后者是为自身的发展。但是两者外语能力的获得和使用，都离不开机制保障和平台支持。在这其中，政府的外语教育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应急外语服务和减贫外语服务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争取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国家的语言战略，促进社会政策学、语言政策学等学科的发展。